第二批自贸区周年考·天津篇

作者:亚洲城官网 | 2021-03-01 00:23

  2015年4月21日,粤闽津三大自贸区挂牌,全国第二批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历经一年建设,作为我国新一轮开放的突破口和国家制度创新试验田,三大自贸区运行成果如何,为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创新积累了哪些经验,各自的特色是什么,今后又会往何处去?本报特组织三地记者,实地采访相关自贸区重量级官员、责任部门及企业,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今天为天津特刊。

  作为中央划定的第二批“试验田”,津闽粤三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挂牌即将满一周年,其中天津作为北方唯一一个自贸试验区,地位颇受瞩目。它不仅对内承担着引领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更肩负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历史使命。

  而回顾这一年来的运行实践,冉冉升起的天津自贸试验区,不仅令这119.9平方公里的土地迸发了新的生机,为地方谋发展成效显著;更赢得中央改革办督察组的高度评价,为国家试制度成效明显。

  天津自贸试验区究竟为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创新积累了哪些经验?其区别于其他自贸试验区的特色是什么?今后又会往何处去?4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郭亦乐带队赴津独家专访天津副市长、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阎庆民。

  以学者型官员著称的阎庆民,他的身份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也发生了诸多转换——从银监会副主席,到天津市副市长,再到兼任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中央加地方交叉履职的丰富经历,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开放风格,更是对当地新增市场主体数等细节如数家珍。

  这种开放务实不仅体现在理论上,在实践中亦如是。去年一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做了40余场政策推介,脚步不仅遍及京津冀、香港台湾,甚至在韩国日本都留下了“天津自贸试验区”的符号,听众多达1万人。

  在阎庆民看来,自贸试验区走到今天,决不能将其简单庸俗化地理解为地方招商引资的脸面、迅速做大GDP的利器;更重要的是,要把自贸试验区置于国内国外的大视野中去考虑——既要通过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来倒逼国内行政体制改革,同时也要对标国际高规则,为中国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做“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

  《21世纪》: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我国新一轮开放的突破口,一大使命就是要为国家试制度,所以就天津自贸试验区运行一年来的成果来看,在这块我们对内对外做了哪些尝试?

  阎庆民:建设天津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新形势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可以说,天津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上投入力量之大、资源之广前所未有,可以用“倾尽全力”来形容:在市一级层面专门成立了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工作,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同志任组长;五位市级领导任副组长;全市41个主要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是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强调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如何来看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对内对外制度创新尝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天津自贸试验区在过去近一年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措施,为国家大胆试制度,初见成效。

  一方面,去年4月国务院批复《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后,天津市将《总体方案》内容分解成90项具体任务措施,逐条落实到分管副市长和职能部门,截至今年3月,90项工作任务全部启动实施,其中49项已经完成,占任务总量的54%。也就是说,中央定下的总任务,我们已完成超过一半。

  另一方面,先后推出两批自主制度创新清单,任务完成超七成。经过全市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截至今年3月,我们自主推出的两批175项制度创新清单任务,128项已落地实施,占总量的73%,其余47项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二,天津自贸试验区在高标准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进行了多领域的创新性的制度探索,在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多项经验,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其中,以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为依托的市场监管制度、京津冀区域检验检疫一体化新模式两项创新举措作为最佳创新实践案例,由商务部牵头在全国推广。

  随着各项制度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天津自贸试验区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制度红利不断显现。2015年自贸试验区新登记市场主体14105家,同比增长1.2倍,占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总数的10%,注册资本3890.6亿元人民币,增长2.2倍,占全市的51%;其中注册资本超10亿元的72家,超亿元的856家。今年以来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同时,自贸试验区最终是要为国家参与和谈判高层次的自贸协定做“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因此为了更好地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天津自贸试验区一年来都在高度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其对接。

  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贯彻落实的《总体方案》和两批制度创新清单,实际其中很多改革措施,诸如商事登记改革、贸易便利化、负面清单等,都是在向国际通行规则和发达经济体看齐。

  《21世纪》:如果给现已取得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分类,其中最能凸显天津特色的成就是什么?

  阎庆民:从制度创新结果来看,我们取得了三个显著区别于兄弟自贸试验区的成绩。

  第一,得益于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我们坚持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了“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等“十个一”的政府职能改革,三个片区全部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承接了241项市级审批和服务事项,建立了综合受理单一窗口,企业设立实现“一照一码一章一票一备案”一天办结,审批效率大大提高,形成了具有天津自贸试验区特色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果。

  第二,金融开放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尤其是在金融资源配置上面,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都是天津有别于其他自贸试验区的一个特色。

  在去年年底“金改30条”正式发布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措施落地实施,大额存单、外商资本金意愿结汇、跨境人民币业务等已取得初步成效。此外,租赁业创新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截至去年底,自贸试验区各类租赁公司达到1754家,租赁飞机累计超过600架,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达到80艘,约占全国的80%,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第三,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举措进一步细化,在四个自贸试验区中,天津应该是比较明显地突出了自贸试验区改革要为国家试制度,同时要为区域转型提质增效起到一个平台窗口的作用。

  我们按照中央赋予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要求:在京冀地区设立了10个无水港,实施了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实行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通关时间平均每批货物节省0.5天,每标准箱节约物流成本120元,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制定出台了《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来落实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国家定位要求。

  总体而言,天津自贸试验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胆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制度创新。但同时也应看到,相关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开放度仍需提高。

  《21世纪》:前不久,天津制定了《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为什么自贸试验区要专门制定这样一个具体方案?将着力推动哪些重点领域的改革?

  阎庆民:天津自贸试验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国家的两大战略,是兴国书记提出的天津市面临的五大战略机遇叠加的最重要两环,二者关系密不可分。

  近期,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研究制定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正是我们对中央期待的回答。针对该《工作方案》我们已作出具体任务分工,正式下发执行。

  《工作方案》的重点在于提出了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331”工程,即建立“一个机制”,实施“三个推动”,促进“三个一体化”,落实 “一批项目”。

  建立“一个机制”是指建立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我们希望国家有关部委牵头,组织北京、天津和河北相关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政策环境和市场经济规范,开展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发展的顶层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天津自贸试验区试点成功的改革经验及时复制推广到京津冀地区。

  “三个推动”是指推动在天津市、北京市、河北省范围内率先复制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在京津冀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扩区探索。

  促进“三个一体化”是指促进京津冀通关服务和口岸物流一体化、促进金融服务和监管一体化、促进区域要素资源配置一体化。

  落实“一批项目”是指在扩大投资领域开放、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实现资源要素集聚四方面,研究梳理出一批操作性较强的具体项目,例如推动实现京津冀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设立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和协同发展基金等,并以此为抓手,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21世纪》:就您个人而言,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成效,从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阎庆民:从我自己观点来说,总结一周年的经验,在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收获是比较大的。

  第一,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本身管理模式,需要先行先试,以找到适合地缘经济的模式,而它本来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这就是讲到了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本身的管理体制和我们试点自贸试验区在行政管理体制本身上的改革,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负面清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里面的共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负面清单的数量,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说,虽然三个省市总体方案大致差不多,但里面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管委会,如何搭建架构,这我觉得就有很大的区别。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浦东新区已基本整合在一起。但天津是把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中的119.9平方公里划出来做自贸试验区,所以它也不能按照上海的模式做。

  因此天津是在市商务委加挂牌子,可以起到市区两级共同服务自贸试验区的“双层”服务模式。一层是由市商务委对接商务部,一层是三个片区抓措施落地,发挥市、区两个优势,这也是一种通过试验寻找最佳方案的模式。

  第二,改革的碎片化,怎么增强协同?这也是中国的特色,部委之间的协同非常困难,因为事权是在北京国家部门,主体是在天津地方。所以未来要改革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自贸试验区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也就是用开放倒逼改革。

  比如,天津很早就开始做行政监管体制改革,按照市场监管大类,把大的市场监管部门整合成市场监管委,还有市场监管随机抽查联合检查制度,避免重复检查,减轻了企业负担。这两年在建系统联网,不管是工商,还是质监,56个部门在一个平台,线万户企业主体,现在可能就差个人信息了。

  第三,既然是以开放来倒逼改革,让改革来促使行政体制的变化,那么这一轮的改革,是不是和1978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自上而下的改革有别,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改革是通过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是自下而上来推动的。

  如果说通过下面的改革后,促使国家部门的行政体制改革,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目标,是在往这个方向迈进。以市场监管为例,现在天津是这样做了,一些省市也开始逐渐整合,慢慢取得共识。其实市场监管部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贴近市场,也最了解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培育一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一线队伍,形成一套符合市场实际的管理经验。

  第四,由于当下国际经济贸易非常复杂,所以我们想把自贸试验区的事中、事后监管再加强。现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也是这样,在准入这块,除了有20多项国家商事制度改革需要先证后照,其他统统都是备案即可,包括注册资本都是认缴。

  不过毕竟是放开了一端,比如说对外来投资冲击的防范有可能就跟不上,因为自贸试验区就是有进有出,我们资本项下没有完全放开自由兑换,或者说大量的钱往外走,我们控制不住,这些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效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负面清单的形式简化行政许可,但难是难在后面的事中、事后监管,这跟我刚才讲的行政监管体制改革高度相关,要有一批非常专业的监管团队来承接。

  第五,通过这一年的总结来看,自贸试验区搭建了一个平台,包括服务商、中介机构、评级机构都进来了,陆陆续续企业主体也进来了,关键怎么办,谁能为他们服务?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政府要给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软环境。

  前面说的是让市场来起决定作用,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发挥作用。如果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等三到五年后总结时,未来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就可以实现共享。

  所以,我觉得自贸试验区核心要抓住“开放”两个字,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通过改革就具体触及到我们最困难的包括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21世纪》: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落地呼声越发高涨,从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若今后自贸试验区要扩围,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该如何理解新形势下的自贸试验区建设?

  阎庆民:站在国家层面来讲,希望三年以后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可以更大程度地复制,以达到带动经济发展的目的,所以国家通过试点推广看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如果能满足当然就可以扩大,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试点区域来讲,确实有一些地方是否能够带动发展,还得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其所处的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条件。

  按照经验做法,要想推行一个试点,保守来说需两到三年,这样才可以做进步度对比,因为以前没有基数没办法比。所以这就是我们站在地方角度考虑,需要有一个沉淀期,大概两年左右,才能够做同比、环比的比较,看自贸试验区搞与不搞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包括企业主体的结构是否有变化,政府监管服务水平是否提高,税收、GDP占比、进出口是否增加等等。

  因此,在此前提下,第二批的三个自贸试验区,到今年4月份才一年,我个人觉得应该得有一个过渡期,主要考虑“沉淀成本”和“机会成本”,通常应有示范效应和可复制推广的良好经验,再接着进行推广,以避免稀释改革效应。

  事实上,自贸试验区不是政策的洼地,而是改革的高地。设立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之一,是在我国开启新一轮全局性改革开放进程前,选择数个具有代表性、开放条件较好的地区或城市,通过率先开放和先行先试,为全局性的对外开放探索经验和测试压力。因此它是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高水平窗口,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着眼点不能陶醉于新增了多少家企业、注册了多少资金,而应进一步聚焦于针对国际上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进行“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

  当然,自贸试验区作为前无古人的改革创新战略,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天津虽然没有上海自贸试验区试验时间长,但相对于未来新设的自贸试验区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希望中央给予足够的试验机会和探索空间,以便真正地测试来自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开放带来的风险与压力。同时,希望中央制定地方试错的保护机制,让我们的干部没有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去闯、去试。

  《21世纪》:国务院给予第二批自贸试验区的试验期限是三至五年,这也意味着今年这一年至关重要,您能否介绍下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如何来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举措?

  阎庆民:我们将继续按照国家的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紧紧围绕落实《总体方案》和两批制度创新清单,继续全力推进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

  一是,全力推动制度创新取得更大进展。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易转型升级、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加大改革力度,加快落实《总体方案》90项任务和两批175项制度创新举措,推动“金改30条”全面落地实施。

  金融资租赁是天津特色,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国天津租赁平台、中国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建设,租赁平台的文件已上报了商务部,金融租赁登记平台是上报银监会。两大平台建设背后,我们是希望借助租赁方式来解决中国经济引进来、走出去的问题,因为大型成套设备等不可能完全使用贷款,而且这种方式也受规模限制,操作不方便。

  二是,更好发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平台作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央对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我们将充分发挥天津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高地的综合优势,推动京津冀地区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下一步重点是做好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的落实,推动建立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协商机制,加强三省市联动共建,支持河北省增设片区工作,与北京服务业开放试点做好对比试验和互补试验,更好地发挥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平台作用,使京津冀地区共享改革红利、创新红利和开放红利。

  三是,全面加强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研究对接。我们将会加强对中美BIT、TPP、TTIP、RCEP、TISA、中日韩自贸协定、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等一系列国际规则的研究,研究提出可以开展对接试验的具体内容,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关键领域和具体措施。认真研究和充分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境外先进地区的制度创新先进经验,提高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

  就今年而言,我们已经确定了7个重点领域课题,未来自贸试验区管理体制如何对接,正在落实;此外就去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发65号文,天津已制定了贯彻意见,其中就包括天津自贸试验区如何落实FTA协定的意见,近期将发布。

  四是,继续防控风险守住底线。进一步完善制度创新风险防控机制,抓紧细化落实制度创新风险防控措施清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投资和经营领域监管,建立健全反垄断机制、安全审查机制,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构筑起金融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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